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環境議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被作為人大代表的議案、建議和政協委員的提案，放到中國最重要的決策舞臺上進行討論。
這些議題涉及環境信息公開、重金屬污染、土壤防治法、自然保護地立法、野生動物保護等諸多領域。據不完全統計，兩會期間關于環境的提案或議案數量占到3成左右，呈井噴之勢。
這既是當下環境形勢的真實再現，亦是公眾民意的集中表現。進入2013年，各地的環境事故從沒斷過，從北京的P M2 .5爆表連連，霧霾京城等地，到山東濰坊的地下水污染，再到黃浦江上打撈上萬頭病死豬等不一而足。
環境問題已嚴峻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背后折射的是職能部門的消極作為，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忽視。
井噴的環境議題3月8日，民間環保組織阿拉善SEE邀請了一些媒體界和環保界的朋友，就SE E的企業家會員、雅昌集團董事長萬捷今年的三份提案一起座談交流。
萬捷是全國政協委員，已連續三年關注污染、垃圾問題。他給今年政協大會的首個“獻禮”是《關于盡快實施重點污染源信息公開提案》。匆匆落座后，這名鐘情于環保的委員便開始介紹他的意圖：80多個城市已實施對PM 2.5的監測和發布。在他看來，僅僅只是公開空氣質量信息還不夠，必須擴展到對污染源排放數據和監管信息的全面公開，而工業企業的排放是環境污染的重點來源。
當晚，自然保護地立法的幕后推動者———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也出現在座談會。早在3月1日時，她曾就自己主導起草的《自然保護地法》草案與媒體、一些人大代表們作過交流。她期待這部草案經由一些游說到的人大代表，將之納入2013年全國人大的立法議程中，并“希望到2015年這個法律能夠制定頒布”。
2012年2月5日，解焱在網上發起民間立法倡議。兩個月后，她通過網絡召集了50多位各領域的專家。此后，她自己擔任小組的總協調員，把“手里的其他工作全部放掉”，與近百名專家志愿者一起做了近一年的研究。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這部《自然保護地法》草案。她希望可以取代之前修訂的《自然保護區域法》(后更名為“《自然遺產保護法》”)，以期“有效改善我們生態環境，阻止生態的退化”。
隨后的15日，全國人大代表、南昌航空大學副校長羅勝聯，政協委員、道教協會副會長黃信陽及一些動物專家在京座談，并聯合37位人大代表提出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議案，并呼吁其盡快納入到全國人大修法議事日程。其中最重要的討論是聚焦已頒布24年之久的法律，存在著“保護范圍狹窄”、更側重將“野生動物定位為資源利用，而非保護”的問題。
上述環境議題的提出，離不開阿拉善、自然之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中心、亞洲動物基金等民間組織的幕后推動。但更多的提案、議案，則是代表和委員有感而發、主動提出。如政協委員濮存昕提出要保護國家二級動物長江江豚，以及人大代表、廣東律師吳青提交的《土壤污染法》的議案等，也都一一指向中國的環境在各個領域遭到的破壞，亟待社會關注。此外，多個民主黨派針對全國各地出現的霧霾等污染提交了提案。農工黨、致公黨、民革、民進都提出與環境問題相關的提案。
來自于全國政協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7日下午2時，共提交提案5641件。其中，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提案458件，占到了近10%。這并不包括在人代會上經由代表提交的有關環境方面的建議、議案。來自于媒體的不完全統計，“兩會”期間關于環境的提案或議案數量占到3成左右，呈井噴之勢。
糟糕的現實環境議題井噴的背后，是中國環境問題的嚴峻現狀。一直從事環境報道的前南方周末記者、現《中外對話》雜志主編的劉鑒強評價說：“在兩會前后，環境問題集中爆發，是非常罕見的。”
“最核心的是現在的環境狀況非常惡劣，在資源、能源、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今年大范圍的霧霾天氣，也引起社會廣泛的不安。”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解釋道，過去的幾年，公眾對這些環境問題，再也無法熟視無睹。它們就發生在身邊，如糟糕的空氣、污染的地下水、工廠亂排的重金屬污染、生活垃圾，以及危險的食品安全，同樣體現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的野生動物的保護、自然保護地等話題，一直不絕于耳。“一些水污染、土壤污染帶來的食品安全，也切實影響到公眾的生活，必然會被這些提案、議案反映出來。”
劉鑒強對此表示認可：“來自不同行業的代表委員們感同身受，都覺得污染太嚴重，受不了。”有的委員到了北京之后，甚至還將原來提案改成與環境議題相關的提案。
馬軍說，人大的一項重要職責是制定和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因此，在兩會期間代表、委員提出有關環境的議題也非常自然，“建立一個法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而這西方國家已有先例，“通過公眾來推動立法建成，然后設置相應的環評部門去執行這些法律，同時公眾也可以對這些環境污染事件提起法院訴訟，使得這些污染得到遏制和解決。”美國也是這么走過來。馬軍說，在1970年，2000萬人在第一次地球日的時候走上街頭抗議，最終推動美國的國家環境政策法的制定，以及相關部門和具體制度如環境影響評價等制度的設置。
誰的責任馬軍認為，中國環境問題的長期存在，乃至集中爆發，與地方政府的消極作為有很大的關系。
“在中國，只有法規還不夠，后面的執行和訴訟都面臨很大困難。”他說，“企業違法，處罰成本非常有限，而受到污染損害的人要去訴訟很難，常常得不到法院的受理。”他認為這與地方政府對企業的保護有很大的關系。
“甚至一些企業與當地的政府勾結、合謀，政府入股當地的礦山和煤炭資源。”劉鑒強表示其中也有企業的責任。但“往上追溯，這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有關，仍是以經濟發展為主導，而不管生態環境和人們的身體健康。”
不過，對污染問題需承擔主責的環保部門，馬軍也了解其“苦衷”，盡管他也看到，一些地方的環保局，為企業的不良行為“保駕護航”。“環保部門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無法正常執法。”此外，環保部門資源嚴重不夠，監測設備也不夠，而且人也特別少，無法做到對大規模的污染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管，最后變成“無力”，乃至“無心嚴格執法”。
劉鑒強也認可，“環保部門比較弱，權限不太大”，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確存在一定的阻力，但這“不意味著你可以此為借口來逃避責任”。他在3月7日曾撰文評價中國環保過去十年的工作———“虎頭蛇尾”。文中他寫道：“作為中央政府主管環境保護的部門，其作為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五年狂飆突進，后五年無所作為。前五年中，環保部還是小小的環保總局，但敢作敢為，令人鼓舞。但后五年，在升為環保部、獲得更大權力后，官員們彈冠相慶之余，環保作為乏善可陳。”
“就看你干不干事。”劉鑒強在電話那頭加重語氣，他以近段時間公眾關心的兩個熱點為例，“土壤污染信息”和“PM 2.5監測”，前者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遲遲不公布，而后者能在今年1月起在80多個城市實施，得益于中央的直接指示，而之前環保部也曾拒絕將其納入空氣監測指標。“這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以環保部門弱小作為借口。”
借力兩會，任重道遠遞交議案、提案，能否真正促進這些環境問題的改善？
阿拉善生態協會項目總監郭霞的期望是，借助兩會，讓更多媒體和公眾關注到提案內容本身。“立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如果能借機制造對于重點污染源的討論，也算是一種作用。”馬軍也持同樣的觀點，“媒體在兩會期間集中報道這些議題，可以引起整個社會的大討論。”
“這是民意集中的體現。代表委員集中來討論共同關心的話題，讓政府和高層知道，并集體施加一些壓力，會促進一些改變。”劉鑒強稱，“但能有多大的效果并不好說。”
此外，馬軍也提到，平常被一些利益集團所左右的敏感議題，無法讓公眾進行討論，反倒在兩會期間可以得到突破。比如，2004年虎跳峽建壩甚囂塵上，環保N G O提了很多意見，但媒體很難呈現。恰逢兩會，由政協委員梁從誡和另一個委員聯合提交提案，望虎跳峽“開發要慎重”，最終該項目沒能開展。
對這些亟待解決的環境問題，馬軍建議，在繼續開展環境教育的普及，鼓勵個人綠色生活，參與到環境影響的決策的同時，也要關注企業的環境表現，踐行綠色選擇，以消費者的行為影響品牌商，從而從源頭減少企業的污染排放。
另一方面，盡管對環保部門的責任擔當頗有微詞，但對新一屆政府班子的態度，劉鑒強表示期待，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見面會所說的，對待這些污染問題，“要公開、透明，讓公眾、媒體能夠充分、有效地加以監督”。同時政府也要“鐵腕執法、鐵面問責”。如能真正做到，“中國環境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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