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民用水還是非居民用水領域，都可通過階梯定價等方式逐步拉平價格與成本間的差距，直至最終取消補貼
盡管在理論上，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并無法在市場上進行競爭性定價。但在實踐中，仍有必要結合“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制定恰當的污水處理價格。
一方面，可以吸引社會性資本的進入，彌補污水處理廠在投入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在一定程度上為地區的污水減排創造激勵機制。
污水處理價格要在排污、處理和減排中發揮杠桿作用，定價還需考慮地區經濟社會差異
污水處理及其定價機制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污水處理定價中最重要的一個規律是，如何使價格在協調排污、處理和減排三者間的關系中發揮關鍵的杠桿性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本地社會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
事實上，在解決當前困擾污水處理費的難題上，只要秉承這個基本原則，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污水處理的最優定價。
水資源是生產生活的必需投入品，這意味著由用水所帶來的污水排放(與用水一起構成水資源要素)可以為社會經濟創造收益。但與此同時，污水排放顯然還會給社會經濟帶來額外的成本，主要體現為降低生態環境質量。
即使這個成本并不直接出現在用戶的成本中，卻也最終是由社會承擔的。就此而言，從社會的視角看，污水排放理應有一個最優的規模，排得過多或過少都無法讓“污水排放”這一資源得到最優的配置。
一個地區究竟可以排多少污水，應該取決于它自身的收益和成本函數。當然，這僅是理論上的可能，現實中，大多數地區，在缺乏管制的歷史條件下，污水排放的收益屬性往往被夸大，從而造成了實際污水排放水平高于最優水平的現狀。
這對于地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而言，顯然是不利的。因為即便表面上社會并沒有為污水排放支付成本，但實際上社會卻是以生態環境質量退化，以及平均健康水平下降等形式在承擔各種相應的成本。
污水排放的最優水平還存在地區差異。譬如，天津與武漢的污水排放總量大體一致，但天津的人口卻是武漢的1.4倍。就理論上而言，相比于武漢，天津可以利用污水排放創造出更高的凈收益。其實這也正是在污水處理及定價上實行屬地化管理的理論基礎所在，污水利用能力的不一致給污水處理和收費帶來了不同的需要。
定價應在企業直接成本和社會收益之間取得平衡
觀察我國目前污水處理的定價選擇，則是偏離了污水處理成本和社會收益的范圍。
原則上，既然污水處理屬于公共產品，而且這個產品是均質的，那顯然是無法完全按照市場化的原則進行競爭性定價，最理想的狀態是根據社會所支付的污水處理成本向水資源用戶收取相應的費用。
同時，由于污水經過處理后減少了社會成本的付出，為社會創造了收益，因此，假如要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污水處理企業一定的激勵，那么，污水處理定價可以在其直接成本和社會收益的范圍之間進行選擇。
然而，從各地具體執行的情況看，污水處理的價格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往下偏離上述價格范圍，也就是相對較低。之所以形成這一現狀，既與我國長期以來對污水處理有所忽視有關，更與各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有關。
根據經濟學有關公共產品供給的薩繆爾森定律，污水處理的全部成本理應都內化于用水主體。但事實上，這樣做的結果會對眾多污水排放利用效率較低的企業帶來較大沖擊，使其減產甚至停產。這顯然是GDP考核下的各地地方政府所無法接受的。
一方面，從污水排放和處理規模來看，社會經濟承擔著較高的成本，另一方面，從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用水主體(主要是企業)又無力承擔這個成本。
為了同時服從污水減排和經濟增長兩個大局，一個可能的選擇是采取財政轉移支付和價格補貼的方式，對污水處理進行專門扶持，從而讓污水處理的名義價格低于實際價格。事實上，這是次優的選擇。
在市場化條件成熟的地方，無論是在居民用水還是非居民用水領域，都可通過階梯定價等方式逐步拉平價格與成本間的差距，直至最終取消補貼，讓污水處理的市場名義價格回復實際價格，避免社會資源因為補貼環節而產生浪費。
表面上看，當前這一領域的主要矛盾是污水處理環節上的供不應求或者入不敷出。但實際上，如果污水排放本身就沒有實現最優的規模水平，生態環境長期是以超負荷的方式運行，那么傳導下去，就必然會給污水處理及其定價帶來諸多的負擔。
反言之，如果能夠通過市場和非市場的手段賦予污水處理一個合理的均衡價格，那就可以不同程度地將這一價格信號反饋至污水排放和減排等環節，有效遏制污水排放規模不受約束增長的趨勢，以及有效降低全社會在污水排放及處理上所承擔的成本，優化水資源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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